2021年2月26日

香港应从威尼斯没落中吸取教训:政治冲突祸及经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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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大学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经济学教授王于渐撰文指出,到了1324年,威尼斯的贸易被国有化,个人必须支付高额税赋才能参与贸易。海上长途贸易成为贵族的专利,但随着传统贵族愈来愈少,威尼斯的没落也由此开始。威尼斯本可以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开放、包容、具竞争性的社会,却因这个政治决策的转变而走上经济衰退之路。时至今日,威尼斯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旅游业。威尼斯未能成为贸易和经济制度的先锋,如今只能用匹萨、冰淇凌和彩色吹制琉璃吸引外国游客。当年的经济强国,如今已经变成一座博物馆。望香港当前的政治冲突不会导致威尼斯式的结局。这一论述对理论界具有参考意义。

历史上,国家的成败兴衰往往能为后人提供借鉴,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值得参考。威尼斯这座城市的经历便是如此。

公元1300年前,威尼斯凭借国际贸易的蓬勃,成为全球最富庶的城市,崛起为中世纪第一个城邦共和国。

威尼斯的兴起源于西欧与地中海东部地区之间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。威尼斯位于地中海中部,是航海者的家园,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令其享有极大的贸易优势。

但在当时,长距离海上贸易面对合同执行的困难,因为货物一旦运送上船就无法追踪下落。

为克服这一难题,出现了新的商业形式和创新法律,为资本调度和分配提供支援。

其中最著名的创新是“有限责任合伙关系”,这在当时的威尼斯被称为“colleganza”。后来,这种合伙形式发展成为日后的大型联合股份公司。

所谓“colleganza”,一般包括两个合伙人,一个驻守威尼斯,负责筹资;一个随船出海,押运货物。后者往往是资金不多的年轻人,借此机会入行。

因此,“colleganza”成为威尼斯人社会晋升的主要途径,造就了一大批白手起家的威尼斯商人,当然同时也不乏败尽家财的反面例子。

与此同时,威尼斯也发展出一套法律和执法框架以支持贸易进行,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贸易合同的建立。

威尼斯《商人法》(The Law Merchant)应运而生,成为后世公认的现代商法基石。威尼斯将远航商人之间的纠纷交由行内人开庭裁决,及时、直接地满足了商人的需要。

经济的开放和竞争,加上因贸易致富的新贵家族崛起,都推动威尼斯的政制愈趋开放。

1032年和1172年是威尼斯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年份。 1032年,世袭的总督制被取缔;1172年,威尼斯成立了理事会议(Great Council),成为政治核心权力来源。

理事会议由公职人员和贵族组成,每年还会提名100人作为新成员。会议有权提名总督(古时威尼斯的领袖),并且对其权力进行制约。

其时,威尼斯的政经制度已趋开放、包容、并且极具竞争性,致令威尼斯商业和海上军事力量出现爆炸性增长,金融创新层出不穷,例如现代银行的雏型就发轫于此。

但是,繁荣的表象之下也有暗流涌动。每一批通过“colleganza”或类似的经济制度致富的新贵阶层,都会试图挤压旧权贵的利益和经济成就,进而挑战其政治权力。

于是,理事会议的旧权贵精英忍不住想把新贵拒之门外,威尼斯的衰落便由此开始。

1297至1298年,威尼斯开始走向“封闭”(La Serrata)。理事会议逐步停止吸纳新成员,仅现任成员及其家族能够入选,变相形成世袭制度。

被拒之门外的新贵阶层奋起反抗,但很快受到压制。他们只有两个选择:一是合作,一是被打压。

政治封闭之后,理事会议进而实施经济封闭政策,对“colleganza”这个曾经令威尼斯走向繁荣的伟大制度下达禁令。但其实这也在情理之中,因为受益于colleganza合同的是新贵阶级,而新贵阶级正是传统势力致力消除的对象。

到了1324年,威尼斯的贸易被国有化,个人必须支付高额税赋才能参与贸易。海上长途贸易成为贵族的专利,但随着传统贵族愈来愈少,威尼斯的没落也由此开始。

威尼斯本可以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开放、包容、具竞争性的社会,却因这个政治决策的转变而走上经济衰退之路。时至今日,威尼斯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旅游业。

威尼斯未能成为贸易和经济制度的先锋,如今只能用匹萨、冰淇凌和彩色吹制琉璃吸引外国游客。当年的经济强国,如今已经变成一座博物馆。

李浩贤提供了大量关于基本法起草情况的文献资料,充分证实了基本法制定者的初衷——确保香港在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得以延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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